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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父亲是个乡级医院医生。他离开我已十七年了。最近，我翻着他珍藏了几十年的大学毕业证，那是一九五四年由中国医科大学补发给他的毕业证。一个正方形印鑑“中国医科大学”非常醒目，父亲年轻时英俊的照片依然完好贴在毕业证上。我思绪翩翩，我曾经听他诉说过这张毕业证的由来。
父亲曾经读过几年私塾，识些文字。1932年他刚满16岁就报名参加红军，由于他稍有点文化，1932年7月被选拔到瑞金红军总卫生部军医学校学习。1934年10月因红军开始长征提前毕业分现在红军总司令部医务所当医助，后又调三军团卫生部工作。由于战乱年代，工作压力大，生活艰苦，身体累垮了，病了一场。后由当时瑞金读书时王世昌老师推荐到地方医院工作，1940年回老家，直至1950年龙冈区工作队推荐派往永丰县土改工作队训练班学习六个月。学毕，回乡任乡长领导农民兄弟抗租、抗债、反霸斗争。
1953年3月，根据中央通知精神：以前曾学过技术工作的可以转行。于是，父亲申请到卫生部门工作。经上级批准后，当年调本县古县卫生院工作。在以后几十年工作当中，他先后到过本县五个卫生院工作过，并担任院长职务。195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他在乡卫生院工作期间，曾到北京中央卫生部拜访当年在瑞金红军总卫生部学习时的校长王斌及老师戴济民，经核查证实给他补办了这张毕业证，因为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是瑞金红军总卫生部军医学校。
在29年工作期间，他一心一意为人民解除痛苦，潜心钻研业务。尔后，他攻读中医中药书籍，中西医都能应付。退休以后，他常同家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在工作期间，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的确，1948年至1963年，我们五兄弟前后出生，他一年不过回家二、三次，全靠母亲一口粥，一口汤把我们拉扯大。那时，家里生活相当苦，可父亲从不顾及，就连我们兄弟生病，他也不回来诊治或照看。1958年大跃进年代，他在藤田建全县大型水库工地临时诊所工作，我母亲捎信给家乡人，说二弟几天高烧不退，很危险，要他回来诊治。他说，我没空，这里几百人修水库，实在事多，要她自己想办法吧。就这样，他果真没有回来，母亲泪水涟涟，背着弟弟蹒跚行走几十里去乡卫生院求治。说起父亲不顾及家里的事，母亲总是心酸流泪，苦捱苦奔，艰苦度日把我们拉扯大。
父亲的医术并不高明，但他的医者仁心始终不渝。那时，没有双休日及例假，一所医院仅三、四个人，不管是酷暑严寒，还是下雨下雪都走村串户，跋山涉水为人治病。我读小学时同父亲一起生活。我记得一个隆冬时节，下着雨的半夜时分，有一位农民敲门要他出诊去救一个肚子痛得在翻滚的病人，他毫不迟疑，穿起衣服，背起药箱，头上戴斗笠，走二十里路去为那人治病，据说是肠梗阻。回来时，全身淋湿，后来得感冒，躺了两天床。
一个初春的夜晚，细雨霏霏，黑古隆冬，半夜时分，忽然父亲的房门“咚咚”的被人敲响了，而且越来越急。父亲从睡梦钟惊醒，听到一个哀哀的声音说：“蔡医师，我家女人在床上翻滚叫喊至今未产，已经不省人事了，请人赶快去救救她。”父亲“嚯”地开门，只见那男人脸无血色，用乞求的目光注视着父亲。父亲想，接生、难产，本是女医生的事，一个男人方便吗？当时，医院里没有妇产科医师，救人要紧，去吧！于是，他二话没说，拾掇器械，药物，背起一个包，随手从墙上摘下斗笠出门了。在交谈中才得知那人是畲族人，住在离乡政府二十多里的罕坑，父亲一路小跑，走到半路，风呼呼地刮，顷刻一场大雨来临，这下斗笠起作用了，能挡风雨了，忽然，他想起那袋药物的怕淋湿，于是摘下斗笠，严严实实地遮住布袋，而全身淋得像“落汤鸡”。父亲来到产妇家，只见产妇休克，呼吸微弱，父亲忙乎着，一会儿扎针灸，一会儿做人工呼吸，一会儿用针剂，一会儿灌药丸，一会儿端正胎位。他一头汗水，一身雨水，半个小时后，产妇苏醒了，父亲用各种方法和催产剂，终于使母子安然无恙。那丈夫千恩万谢，说要去烧开水，煮鸡蛋给父亲吃，父亲说什么也不肯，那时农民生活清苦，一个鸡蛋可换一斤盐。父亲顶着大雨，用他那小斗笠避雨，赶回医院换衣服。后来，由于淋雨水父亲病了一场。
父亲性格刚直，从不阿谀奉承当官的人，也不卑夷农民，总是一视同仁办事，群众口碑尚好。我听他说过一件这样的事，曾经有一个公职人员来医院就诊，除按规定报销药费外，他说要开些补品一同报销，父亲执意不办，按照原则办事，那人大有意见，长期隔阂，十分不满。
1980年退休后，他还是备一些常用药为人治病，从不收人家钱。他说，为人解除病痛是他一生的本职工作。
父亲29年的行医生涯，用全部心血倾注于人民群众。正如他所说，共产党是他的恩人，他就为共产党办事是本份。
